蜗牛的家

一、毛泽东何曾草木皆兵。 论及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些人认为，那是因为毛泽东害怕身边人夺了他的权，危及他的领导地位。所以才像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朱元璋“进城杀功臣”那样，借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另一种层次更高、在上层更为普遍的说法，则认为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夸大了党内的腐化脱落现实。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是把毛泽东当作凡夫俗子看待了。首先，但凡对毛泽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从其青年时期就有“自信人生三百年，会当激水三千里”的警世名言，足见他绝不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谁也不会相信，毛泽东会如此怯懦，竟然会对身边的战友嫉贤妒能，害怕他们谋掉自己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没有那么狭隘，那么小肚鸡肠；第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要说没人谋算，就是有人心怀不轨，也不可能撼得动。这一点，别人明白，毛泽东自己更清楚。他根本不可能为了这个，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文革”中，很多人或其亲属受到伤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有理由对这场“运动”乃至毛泽东个人产生反感甚至“仇恨”。但是，当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时候，则不能将这种感情介入其中。文革中，把毛泽东神化当然不妥；但是，倘若我们将毛泽东当作一个普通人甚至当作一个完全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庸俗小人来看待，那也是不正确的。那样也会得出不客观、不公正的结论。 而认为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夸大了当时党内腐化堕落事实的观点，用着中国一句颇富哲理的老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腐败，毛说有，他们说无；或者毛已经不能容忍，他们认为应该容忍。当时毛大权在握，毛说了算，于是搞了文化大革命。毛逝世后，毛的话不算数了。反对毛的有了话语权，他们说了算了，于是把毛连同他发动的“文革”一起否定了。其实，否定一件事情没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不是事实，党内的腐败该不该制止。 当今，不是仍然有人认为腐败现象应该容忍吗！ 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共产党内不乏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在口头上信奉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地去读马恩的书。在实践中，奉行的则是“实用主义”，怎么省劲、怎么便宜怎么来。而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糊里糊涂，弄不明白就不弄，绕着走，甚至另搞一套。他们也把自己的一套称为“理论”。但是，他们的所谓“理论 ”中，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真才实学？明眼人一看便知。拿他们的“理论”与毛泽东的理论比一比，你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才是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这就需要你多少费一点工夫，去读一读毛泽东的书。 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不见得，还得看他执行的是什么。毛泽东在勤政、廉洁、律己、学习、智慧等方面怎么样，有目共睹，不必多说。我们重点研究一下毛泽东是怎样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 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者。他们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教给工人阶级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告诉工人阶级，资本家是怎样通过榨取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来剥削工人阶级的。他们号召工人阶级“剥夺剥夺者”，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马恩本人并没有经历过无产阶级推翻剥削阶级、夺取政权，由被压迫者转化为压迫者的实践。当然，他们也不可能教给他们的追随者们在自己掌权以后，应该怎样继续保持无产阶级本色，永葆青春，而不蹈资产阶级的覆辙…… 关于这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期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过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归结起来，“论战”的核心就是一个“反修”、“防修”问题。“论战”涉及到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见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所谓“反修”、“防修”，系指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反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在这些问题上，真正始终不渝、呕心沥血地思考、探索的，是毛泽东。 三、“文革”承载着马克思主义“厚望”。 战争年代，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人们也许还来不及思考一旦自己夺取了政权，成为“剥夺者”、压迫者，执政者，应该怎么办。尤其是面对马克思、恩格斯也没走过的路，共产党人应该怎样继续保证自己不改变颜色，不走资产阶级覆灭的老路。而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就开始考虑了。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于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8-1439页）     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生，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全党一致拥护，被作为六条重要规定。     1949年3月23日，在革命胜利即将来临之际，毛泽东率领走过炮火硝烟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西柏坡意气风发地进京“赶考”。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从而以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进京“赶考”为标志，形成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和“ 进京赶考”精神。 为了防止共产党领导层腐败蜕变，毛泽东一贯“矛头向上”。包括取消军衔，取消住房、坐车等方面的等级制度，不给领导人祝寿、送礼，不以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街道名和企业名字等等，以及后来的“四清”、“城乡社教”……无一不是把矛头指向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层中那些“多吃多占”的“特权阶层” 或腐化堕落分子。与此同时，则是极力地保护下层人民群众的利益。到了1966年8月8日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则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同时强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造反有理”这样一个口号，原本应该是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所热衷的。不难理解，任何一个已经取得政权、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和个人，都不会再鼓励老百姓起来“造反”。在当权者眼里，“造反”永远无理。但是，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支持群众“造反”。毛泽东从来不害怕群众，不害怕下边的民众上访、游行示威、开展“四大”。一旦听不到下边的声音，他一定要派人下去倾听人民的呼声。在毛泽东时代，“管的宽”是“关心国家大事”的表现，是好事，是好人。他历来反对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态度，更不会阻挠群众向上反映意见。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已经执政的共产党不致改变颜色。 毛泽东的担心果真是多余的吗？不。毛泽东所担心的事情事实上已经出现。新中国诞生刚刚十年，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就出现了一批腐化堕落分子。他们好逸恶劳，贪图享乐，多吃多占，占钱占财，占人妻女，横行乡里。有的人极力否认这些事实。但事实终归是事实，而且十分严重，闹得民怨沸腾。“四清”、 “社教”就是针对这样的现实进行的。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强大的共产党已经不会被外部敌人轻易打到了。能够打倒共产党的，只有共产党自己。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党内，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7年11月6日，以“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第一次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命”的一系列观点作了理论形态概括。其内容要点有：1.必须用马列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4.要把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不难看出，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佳方式，当然也是防止共产党腐败变质的最佳途径。而且，毛泽东还说，“文化大革命”要经常搞，七八年就要搞一次。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毛泽东进行这一探索的极大决心。 四、马克思主义最后的悲哀谢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天下大乱，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严重的伤害。它被“彻底否定”了。但是，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否定不了的。 “文革”失败了。毛泽东的探索也失败了。我想，假设毛泽东的思想真正被他的战友和同志们理解了，并得到他们生死与共的支持、配合，或许“文革”带来的不是灾难，而是成功。 恰恰相反，毛泽东让他们在尝到掌权甜头之后，还要继续革命，还要继续艰苦奋斗。在他们看来，打天下，坐天下，天经地义。坐天下，当然意味着苦尽甘来，当然应该过好日子。现在，毛泽东让他们“务必”这个，“务必”那个；“继续”这个，“继续”那个；不能这么，不能那么。这简直是革他们自己的命，当然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况且，毛泽东年事已高，健康不佳，加之林彪、“四人帮”等野心家、阴谋家的破坏干扰，即便“文革”原本确是一条坦途，也会成为他毛泽东过不去的火焰山。 呜呼，打江山，坐江山。得了江山而不思享乐者，天下几人？可以想见，当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夺取政权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市场还有多大…… “文革”、“四大”、“群众运动”都被“彻底否定”了。但是，依照毛泽东的思想，要想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样的大事，是一定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很难想像，诸如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不改变颜色，要保证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以贯之地廉洁勤政，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而只靠几条纪律、几次学习和 “自我监督”、“自我完善”能够达到目的。 今天，在谈论起当年“四不清”干部，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错误，在谈及“文革”前少数领导干部腐败堕落的情况时，人们往往不屑一顾地说：“与当今的干部相比，他们那点错儿还算事儿，小巫见大巫嘛！毛泽东如能活到今天，文化革命更将非搞不可！” 然而，“文革”确实失败了。“文革”失败的最大损失，乃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探索无果而终。不知道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最后的悲哀谢幕……